塑料是铁的兄弟、继承人，也是铁的伴侣或情敌。一百年前美籍比利时人列奥?亨德里克?贝克兰发明酚醛塑料，在一九四○年五月二十日被《时代》周刊称为“塑料之父”。塑料的出现，是现代工业一次最重要的革命。强大的可塑性和可改造的理化性能使得塑料在不同产业中畅通无阻。塑料让现代社会长满肌肉，丰腴起来，是塑料彻底颠覆了材料领域的传统结构，是塑料继承了铁成为工业中新的霸主，“塑造”、“注塑”、“成型”等词语也跟着产生。“su”的发音短促有力，似乎将整个世界的生成全推上了舌头，经过舌头急遽地伸卷，最终落在了一个稳当的音节上——“liao”。

 

　　在塑料生产加工中，注塑成型是最普遍的一种生产方式。在珠三角的大地，塑胶厂是最常见的工厂。几乎每走十步就能看见一家塑胶厂。从八十年代初，当港台塑胶厂大量进入以及内资塑胶厂兴起，也就逐渐脱离了大炼钢铁的时代。对，就是塑料，那如同大米颗粒状的胶粒，它向工业生产供给了主要粮食。塑料已成为我们生活的某块不可或缺的肌腱，我们无法想象，假若没有塑料，生活会是怎样呢?

 

　　强硬的赛钢料是铁在硬度上的继承人，赛钢料又称夺钢，多有气魄的名字!它像刀刃一般尖锐和刚强，在高温的模具里如一股铁熔水，可以迅速生成不同的形状。透明的压克力料或PVC料是铁的情敌。压克力，它晶莹，它透明;而PVC料，它柔，它软，它们可以化作珍珠或泪滴挂在你的胸前，在灯光下折射出令人惊叹的光，俘虏消费者的芳心。耐磨的尼龙料，综合性能优良的ABS料，防弹的PC料，弹性十足的EVA料扮演了塑料大家庭性格各异的角色。塑料又是铁的兄弟，铁来源于地下矿产，塑料来源于石油——那种深埋于地下亿万年的物质。它们相互模仿，共同完成某一产品，因而在大片工业区里塑料和五金是紧密联姻的——许多工厂也因此叫做五金塑胶厂。

 

　　二○○五年我在一家五金塑胶厂上班，深刻地认识了塑料。车间里耸立着一排排大型的注塑机。通过干燥机和吸料机，塑料在料斗里雨点般敲响，飞进螺杆里融合为整体。搬运工、操作工和技术员围绕着塑料和塑胶成品在忙碌。胶粒被抓在我们的手心里与手茧摩挲着，碰擦出流水或谷粒落地的细音。一千五百吨的大型注塑机在反复地开模合模，如一张不断咀嚼的铁嘴，一翕一张地吃着食物。机械手在头顶上刷的一声飞过来又飞过去，上升下降，通过吸盘吸附着一只只产品。产品被机械手放在工作台，操作工准备了三样工具：抹布、刀片和气枪。她们先用抹布蘸上酒精或清洗剂(过去是用白电油，一种有毒的化学剂)，将产品出模时所粘的油污擦净，再挥舞一把闪烁着锋芒的刀片，将产品上的凹槽、边缘和四周的披锋批掉，通称为批锋。最后用气枪将胶丝和杂质吹净。装箱。贴上标签。等待检查。

 

　　车间里充满了机器的嗡嗡鸣叫，热气沿着炮筒向四周扩散。此时的车间蒸发着每个工人背脊上流淌的汗水。吱吱啦啦的大风扇和落地扇只能搅来一团团热气。反复的批锋作业让一茬一茬的女工手上分布着线状伤痕。有时我经过车间，看到她们在工作台上笑骂和作业，我想，这就是生活现场。闷热、牢骚和一切表情保持了相似的工艺参数，被输入到生产中。我想象着，塑料这个词，它的周围盘旋着无数支撑的词汇，在搬运工的叉车、操作工的刀片、QC员的游标卡尺之间传递，最后像一件邮包快递到终端消费者手里。当然，消费者永远看不到那曾经印在塑胶零件上的手的污渍和那把锋利的刀具。塑料最终成型，转化为一件件合格的产品，也被转化为生产日报表上的一个个数字，计数着一天的劳动效率。是的，我是打工者，当我经过高温车间时，我也像塑料一样会不断被高温加压，塑成不同的形状。有一次，我的同事拆卸炮筒，又安装炮筒，经过持续升温仍无法装上螺杆，于是鬼使神差地徒手抓住螺杆的尾端，一股烤焦的肉腐味飘来，他的整个手掌被烫得皮开肉绽。高温是塑料的温床，模具是塑料的孵化器，在机器的运作中，塑料这一高分子材料，它们的分子链重新搭建和排列，相互熔为一体。工伤是其中的插曲或插页，划伤、烫伤、砸断手指和脚趾、被机械手击中等等，这些是生产中多发的事故。在这里我不是单纯地呈现工伤，也不是单纯地憎恶，而是寻找一种有血压的真实记忆。这种记忆让自己的双脚真实地站在生产场地，与大地和设备保持血管的连通。

 

　　在塑胶厂的后段工序中潜存着许多其他的机会——喷油、丝印或电镀等，仿佛一条美容美发产业，由此而繁衍出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工厂。成本的低廉和产品的灵活性，让塑胶厂在东莞、深圳等地遍地开花。在“中国制造”的华章中，塑料，充当了最厚实的名词。

 

　　最后，我愿意并怀着复杂的心情说，我喜欢塑胶厂，在更大的范围里，我是一粒塑料。